h 动漫 长江与莱茵河Ⅱ：第二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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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振忠，[荷] Hein A.M.Klemann
出书社：中西书局
出书时期：2022-02-01
主要简介：本书稿为2019年由复旦大学、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独揽的第二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之论文结集，共收录论文20篇。论文作家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荷兰莱顿大学、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乌得勒支大学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等国外斟酌机构。所收论文围绕历史上长江流域与莱茵河流域的经济和生意、劳工和社会、环境与生态等议题。本书的内容有助于学界进一步贯通因地舆干系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干系，将其结集出书，旨在饱读吹学者拓宽斟酌视线、开展国际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跨文化斟酌。
李天纲丨一种回来经典的创新斟酌：《长江与莱茵河》引子
比较斟酌的创新与回来
把长江与莱茵河流域三角洲的社会历史作比较，一直是一件令东谈主兴味盎然的事情。复旦大学与荷兰莱顿大学、伊拉斯谟大学协作，两次召开“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仍是取得了清贫效果。2017年10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研讨会效果，结集为《长江与莱茵河》。2019年5月22日至25日，两边团队又在荷兰鹿特丹、莱顿举行第二届研讨会，会论说文结集在此，由王振忠、Hein A. M. Klemann教养主编。归并群学者聚合起来，用中西比较的关键，把世界上两个最清贫的流域社会放在全球史的视线下，维持斟酌了三四年，为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厚底蕴的江南斟酌、莱茵河斟酌带来了一种新风物，是具有开拓性道理的学术事件。两次会议笔者都有幸参与筹商，但都莫得来得及写出论文，这里写少量感受，算是一份迟交的卷子，供江南斟酌领域学者们参考。
自有“汉学”以来，欧洲学者对长江流域，罕见是“扬子江”三角洲的江南社会早辩论注。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念书札记里记谈：“头几个（浙江、江南）省是中国最佳的省份，我以为有点像荷兰。河流纵横，注入大海，这些都像荷兰。”其后，他写《论法的精神》，又说：“有的场地需要东谈主类的勉力才可以居住，况且需要相似的勉力才得以生涯。这类国度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场地属于这一类的，这便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秀好意思的省份、埃及和荷兰。”很彰着，孟德斯鸠仍是在比较长江和莱茵河三角洲了。莱茵河三角洲大鸿沟围垦始于17世纪上半叶，而孟德斯鸠获悉长江三角洲的拓荒始于两千年前的吴越社会。孟德斯鸠的江南学问来自欧洲早期汉学。咱们知谈利玛窦、李之藻《坤舆万国全图》（1602）中仍是标注了“扬子江”，而卫匡国《中国新图志》（Novvs atlas Sinensis，1655）第一版恰是在阿姆斯特丹用荷兰文发表的，舆图上表明了上海（Xanghai）、松江（Sungkiang）、青浦（Cingpu）、金山（Chinxan）、嘉定（Kiating）、平湖（Pinghu）等城市。
读欧洲早期汉学著述，比较一下明清之际的“西学”著述，很容易嗅觉到从17世纪开动，如实是西方学者知中国深，而中国粹者小巫见大巫，失之于浅，直到20世纪仍是如斯。德国玄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说：“这批东谈主使得欧洲东谈主贯通了偌大的中华帝国过火邻邦，使咱们端庄了他们的说话、经书、政体，以及风土情面。耶稣会士这一业绩是羁系消失的，面前咱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而跳跃了对欧洲的一些国度。”这话并不夸张，孟德斯鸠、伏尔泰时间，一个法国粹者的中国学问，很可能多于他的乌克兰学问。欧洲学者对于“中国问题”（Question Chinoise）的神往持续了三百年，拉丁、法、德、英、西、葡、意文著述数以万计。反不雅中国，明清之际对“泰西”有神往、爱学习的学者历历，仅徐光启、李之藻等寥寥数东谈主。耶稣会士向中国东谈主先容荷兰并不晚，艾儒略在1623年用中文刊刻《职方外纪》，“欧逻巴”中有“法兰德斯”（Flanders），便是包括荷兰在内的低地国度。“亚勒玛尼亚（德国）之西南为法兰德斯，地不甚广，东谈主居粘稠，有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三百六十八……西洋布最渺小者，皆出此地。”其实，华南东谈主遭受荷兰东谈主也不晚，《明史·和兰传》中的“和兰”即荷兰，1601年以其后犯澳门，求市澎湖，其后占据台湾，说的都是荷兰。但是，中国士东谈主对荷兰原土并无神往，贯通停留在对“红毛番”的东谈主种形容：“其东谈主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硕伟倍常。”
对比长江、莱茵河三角洲，是欧洲学者开动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整理念书札记内容，写谈：“他们平治了激流，帝国疆土上便出现了这两个最秀好意思的省份。这两个省份的成就是实足出于东谈主力的管事的。这两个省份地盘富裕极端，因此给欧洲东谈主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但是要使帝国这么大的一块地盘不至受到毁坏，就要束缚地用东谈主力加以必要的守护与保持。这种守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聪慧的民族的风气，而不是一个淫佚的民族的风气，是一个帝王的正当权益，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畴前的埃及一样；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大天然给荷兰那样未便的地势，便是要它原谅我方，而不是要它懈怠，或是随性而使地盘凄迷。”孟德斯鸠把长江三角洲与古代尼罗河、现代莱茵河比肩，作一个同等看待的比较。这三条河流的三角洲地区，因为环境贫窭，东谈主民忙活、省俭、不淫佚，因而相宜于“宽和”政体。无人不晓，孟德斯鸠把中国古代政体归为“专制”，而把16、17世纪以来的荷兰等低地国度的政体归为“宽和”，近于“共和”。关联词，孟德斯鸠把江南从中国的其他场地区别出来，与荷兰相提并论，让东谈主以为他这个论断，就像是一个“江南特殊论”。
孟德斯鸠是近代法玄学、政事学、社会学的奠基东谈主，他的分析关键近乎“历史地舆学”。以得志、地舆、河流、围垦等经济活动容颜的不同当作辨别，深远风气、伦理、法律和政体等社会干系中去比较，最背濒临一个18世纪欧洲学者必定要惩办的宗教问题，建议精神层面的判断，即不同信仰的民族对应什么样的政体。孟德斯鸠认为：东谈主类有共和、帝王和专制三种政体在选拔，不同的选拔则受到地舆、风气和宗教信仰的实现。孟德斯鸠认为江南的风气和荷兰相似，亦然忙活、省俭，有着相似的围垦造田的开拓精神，在祭祀中也奉行一个纯正的神明，有一种勾搭于政事、伦理和宗教领域的暄和“风气”。孟德斯鸠在宗教、文化、法律、社会和经济的层面，全面通达老本主义的兴起，他疼爱的这种“法的精神”，包括感性、宽厚、忙活、省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称之为“新教伦理”，面前历史学者则还原为一种“辛劳创新”。非论若何，孟德斯鸠以来的法国、英国、德国粹者比较和惊奇荷兰东谈主的刻苦、忙活的劳顿精神，克制、自信的“荣誉”感，缔造了欧洲社会的“现代性”，具有普世性，不同民族都可以具有；但又具场地性，受到当地环境的实现。“江南—荷兰”比较斟酌的学者来自“历史地舆学”的居多，贯通到这是可以继承的斟酌关键。
现代中欧学者的迫害
孟德斯鸠评估江南文化其来有自，他尽其可能作了深度斟酌，得出论断，值得尊重。但是，耶稣会士只是提供了初步的江南资讯，早期汉学家也只是简要认定了一个江南印象。孟德斯鸠认为江南东谈主的精神与荷兰东谈主相埒，细节斟酌还不够充分，但对江南社会的界说很特地想风趣。距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发表270多年之后，今天再来比较长江—莱茵河，细则有着不同的道理，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孟德斯鸠时间被今天的历史学家界说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回溯这段“中西初识”的历史，对咱们看清“近代性”（modernity）有着超卓的道理。按本项斟酌发起东谈主莱顿大学包乐史教养的说法：“（斟酌）焦点放在1600－1800年这一段时期，频繁辞世界历史上被称为近代早期。之是以选拔这段时期，是因为好多关键的调度恰恰就发生于此。”
21世纪的中外学者开展长江—莱茵河的比较斟酌，在器用、关键和视线上的优胜性与18世纪的孟德斯鸠相比，是不可相比了。1600－1800年的200年间，欧洲发生了根人性的轨制改变，阅历了一个“早期近代”；同期，东谈主类社会因“大帆海”走到一谈，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令欧洲、中华、日本、印度、玛雅文雅在海岸线上的互市港口地区相遇。“早期近代”和“早期全球化”是20世纪学者给这200年历史详细的两大特征，冠之以“早期”，天然是在与尔后200年间延续和不延续的历史情状相比较中得出的。学术界有一个征象，即于今为止的“早期现代”和“早期全球化”斟酌并子虚足连合。在西方，玄学家斟酌“近代性”，以欧陆和英好意思社会为样本；历史学家斟酌“全球化”，基本上如故在我方端庄的国别史基础上向外拓展。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 斟酌早期中西经济、贸易、宗教、文化探究的学者天然多了起来，但若何通过泰西商东谈主、布道士与中国社会的干系斟酌，把“全球化”与“近代性”放在归并时空内来检会，还莫得信得过开动。凿通中西学术，犹如老虎吃天，必定要找到合适的领域、合适的题目和合适的关键去从事。
长江—莱茵河的比较，可能便是最佳的领域、题目和关键。荷兰，是公认的近代社会轨制发祥地，亦然这200年里的帆海强国，曾占据巴达维亚及我国台湾，数次叩关我国大陆，在东亚还有“兰学”之名。江南，是明清“西学”的渊源之地，中华帝国的经济、政事、文化的中心，也曾被马克想主义学者议论为“中国老本主义萌芽”地区，面前又被捧为“大分流”时间的杰出人物。继孟德斯鸠之后，把江南和荷兰（长江—莱茵河）的社会变迁加以比较，把“近代性”和“全球化”连合起来，21世纪学者必定远景繁花。学者们的论断不免受到意志形态的影响，都会逾期，只可供参考。但是，只消斟酌的领域、题目和关键寇仇，就会找到一些法子，窥到不少实景。两次汇注，筹商中隆起的主题有三个，一是航运（navigation），二是围垦（reclamation），第三个便是贸易轨制（trade regulation），都可谓收拢了关键。咱们知谈，孟德斯鸠仍是留神到长江和莱茵河三角洲共有的围垦征象。他在念书札记《地舆》中说：“（江南）东谈主工河流多且宽，地盘平坦，由此可知，这些场地畴前曾被水淹，勉力的中国东谈主挖渠开河，把这片地盘改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地盘和最适合商贸的场地。前边提到十多个村庄，最远的也不外相距千步阁下。松江和南京东谈主口密度更大。”孟德斯鸠关注“挖渠开河”，围垦培植了地盘富裕，东谈主口闹热，城镇密集，这些都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先容的“荷兰征象”。耶稣会士、孟德斯鸠回转过来，用“江南征象”来不雅察和形容长江三角洲，将其先容给欧洲东谈主，亦然顺应的。当作一种相似领域，比较两个三角洲的垦殖传统和社会高贵，如实是一个可以从事的题目和关键，并不是什么用“欧洲中心论”的程序来斟酌“中国性情”的“东方主义”。
现代学者在莱茵河和长江三角洲“围垦”上分别作的斟酌仍是有许多，但把两者放在一谈比较如故刚刚开动。上一次学者聚合时，除了包乐史教养与徐冠冕博士的《莱茵河和长江三角洲的地盘开荒》和谢湜的《风车与纺车》比较了两个三角洲的“圩田”开荒过火效应除外，徐斌《圩田、沙田与垸田》、王建革《环境变迁与传统社会的发展》、钱杭《江河改谈与区域社会的形成和转型》等论文单独筹商了江南圩田拓荒、河流变迁与原土社会发展之干系，对长江三角洲围垦自己作了斟酌，其他欧洲学者对垦殖问题都莫得波及。第二次聚合，欧洲学者顺利探讨三角洲“圩田”问题的仍然很少，中国粹者也莫得专题论文对“圩田”继续探讨。若何鼓舞对江南和荷兰“圩田”征象的斟酌，这省略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圩田”自己的斟酌属于天然地舆，学术界仍是有不少效果。中欧学者这两次聚合，曾屡次提到荷兰历史学家Karel Davids的建议，即约聚的主张在于“欺诈天然的视线、东谈主力老本的形成、技巧学问的流传和技巧转变，来比较700年到1800年间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和宗教的干系”。这是一个罕见好的建议，即通过两个三角洲的天然地舆斟酌，推广到科技、社会、文化和宗教征象的斟酌，最终能够比较出江南和荷兰在举座轨制进化中的不同阅历。
在欧洲，荷兰是最早出现老本主义坐蓐容颜和意志形态的国度，比发生“工业创新”的英格兰地区更早。荷兰亦然“宗教改进”最为绝对的地区，是第一个新教占了统治地位且莫得大鸿沟卷入宗教干戈的场地。历史学家和玄学家认为尼德兰地区的宗教宽厚、轨制解放、城市自治和社会康健，都和一批垦殖民在一块全新的地盘上辛勉力作、相互兼容并解放想想，开脱了旧身份实现，较少受到内地旧体制影响辩论系。两次聚合中，学者们的不少论文和好多筹商都波及江南和荷兰“围垦”轨制的不同。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招垦主体的互异。在江南，看重招垦的主体是官府，那些临江、滨湖、靠海的州、府、县衙门，从东谈主口密集、地盘稀缺的州里招募眷属和个东谈主。垦殖农户加入滩涂围垦，以分派郊野偿付东谈主力老本，再为“编户王人民”，延续朝廷税赋，如斯便莫得轨制上的创新。在荷兰，看重招垦的是形态状色的股份公司，他们从国王哪里赢得特准状，然后召募老本，或雇工，或我方参与围垦，开辟各式生计，一个个孤独的屯子、州里和城市就这么成就起来。这么，捏有实足特准状的股份制公司，不但有了坐蓐筹划权，还有了城市的自治权。这种特准筹划下的自治，和其后欧洲列国在国外筹划的“东印度公司”仍是差未几了，是一种近代轨制的降生。从地舆斟酌到轨制斟酌，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奠定的可靠关键，亦然中欧学者两次聚合的共鸣。这方面，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忽略近代轨制变革在“走出中叶纪”经过中的清贫作用，而仅以GDP数据来判断1800年以前的中国最初于欧洲的论断，确有可以商榷的场地。
失意的“大帆海”
和比较江南、荷兰的“围垦”通顺一样，孟德斯鸠在《地舆》札记中也在消化《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江南“飞翔”良友，用来和欧洲东谈主的飞翔行状相比较。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运河系统和元代海运有深远了解。“除了大的运河，中国还挖了许多河沟，尽心网罗雨水，用以灌溉稻田。鞑靼东谈主的首级元世祖采用北京为其国度的中心，但是由于朔方诸省无法供应所需食粮，于是想从海路运粮。然则，海上常有风暴和无风的日子，食粮难以如期运到，只得破耗巨大资金，开挖了这条大运河。”无人不晓，元、明、清三代，长江、运河和近海巨额货色运输，便是“漕运”，即把江南的钱粮贡品运往北京。元代因运河河谈容不下上海地区载重千石的沙船，从至元十九年（1282）开动改由朱清、张瑄、罗璧看重，从海上运输漕粮，直到元代实现。孟德斯鸠先容的海运，便是邱濬《大学衍义补》中敷陈的内容：“自古漕运所从之谈有三： 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东谈主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
朱清、张瑄除了是海盗、督运外，也有帆海家的身份。元代长江口的沙船为“一千石舟”，合60吨，用苍劲风帆。如果他们不但上北洋，还渡东瀛、下南洋，甚而“下西洋”，岂不有可能比哥伦布“大发现”还早两百年？孟德斯鸠时间，“大帆海”仍是完成了三百年，中国东谈主仍是落入了“早期全球化”的后尘。按他对中国东谈主帆海周折的困惑，孟德斯鸠比较江南沙船与欧洲航船的形制：“中国的船只莫得后桅，也莫得艏斜桅、顶桅，独一大桅和中桅。不外，中国的风帆更经得刮风吹。由于风帆顺利，风吹来时全部落在帆上。但是，由于结构不对理，这个优点被对消了。他们用一种特殊的胶料粘缝（注： 桐油灰），比咱们强许多。底舱有一两个洪流柜，供船上用水。他们根底不知谈什么是水泵，船锚是用一种叫作念铁木的木柴制作的。”造船技巧可以，船员治安很好，还发明了指南针，且早就在贸易中采取铜钱货币，但“他们的外贸从未卓越巽他海峡或亚王人，北边则从未比日本更远”。什么原因令中国在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全球贸易中落败？“中国东谈主为什么莫得发现好意思洲？”最早由孟德斯鸠建议的问题，于今如故许多东谈主的困惑。
飞翔，安分河飞翔以及近海飞翔和远洋飞翔。16世纪的荷兰东谈主迫害了莱茵河内河及朔方沿海飞翔，一齐南下，在非洲、亚洲赢得从属国。靠着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1799）的贸易舰船，荷兰一度凌驾于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海上马车夫”。对比之下，江南虽有浩大的江、河、湖、海航运体系，但最终只在清代乾隆年间成就起以上海港为中心的近海贸易和运输。直到1842年“五口互市”以后，上海港才借助“洋艘”，加入世界远洋航运体系中。18世纪之后，从上海起帆的沙船，收复飞翔，方针是“北洋”，即渤海湾一带；17世纪以来，从福州、厦门、潮州拔锚的福船、广船比较活跃，北上上海，东渡台湾，下到吕宋和爪哇，南下到海南岛、安南和暹罗，还有船只闯过马六甲海峡，在东印度洋闯荡。但是，上海港和东南沿海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太平洋西岸的区域帆海系统。什么原因令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1405－1433）拔锚地浏河港没能成为荷兰式的帆海中心，而雍正八年（1730）移到上海的苏松太谈也莫得把江海关修复成世界级的航运要道？
在这两次聚合中，“飞翔”是最为隆起的议题。论文中波及飞翔的内容，或多或少回应了孟德斯鸠的困惑。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教养的论文“Changing Course in the Lower Yangzi：The Decline of Liujiagang （Liuhezhen） and the Rise of Shanghai，1300－1800”筹商了长江口海港从刘家港进取海转动的问题，本色上呈现了一种海域局限性的问题。科大卫教养的斟酌表明： 江南地区的海运行状，其能源来自清朝的漕粮北输，向朝廷承包，得“水脚”银两报酬。上海港有部分生意性，在于沙船北上时“许其以二百石载黑货”，占载运量的20％。空仓南归时购入朔方大豆、小麦等五谷杂粮，在十六铺抛售，用铜钱成交。上海港有一种“北官南商”的阵势，即商东谈主主要依赖北京的户部订单，只在江南形成孤独市集。如斯阵势下，一方面是南边商东谈主仰仗朝廷鼻息，另一方面则是北京官方实现商东谈主权益，如斯便窒碍了上海港向全球远洋港口发展。“鞑靼东谈主”（清朝）将上海港“再行通达”，孟德斯鸠以为是善事，说谈：“中国的内贸数目巨大，欧洲的内贸无法与之相比。”其实，恰是这种入贡式的“内贸”，拖了上海港南下的后腿；而欧洲里面陆路贸易的不畅，推动了阿姆斯特丹港在全球贸易中的崛起。
欧洲学者斟酌莱茵河口飞翔，提供了一个反例。德国法兰克福大学Ralf Banken教养的论文“‘Nothing More Than a Large Warehouse，Which Stands under Dutch Control’: The Importance of Amsterdam for Italian Traders from Frankfurt am M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告诉咱们，莱茵河终点的阿姆斯特丹港是若何冲出河口，插足近海和远洋飞翔，率先成为一个全球港口的顺利案例。按Banken教养的斟酌，从威尼斯等地移居到莱茵河流域城市的意大利商东谈主，担负起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的居间贸易。在阿姆斯特丹商东谈主看来，法兰克福“不外便是荷兰适度下的一个大仓库”，供荷兰商行分号销售从“汉萨同盟”、英格兰城市以及东印度公司自亚洲、非洲贩运来的各式入口货。关联词，Banken教养却认为： 阿姆斯特丹港不外是德国西部贸易中心城市法兰克福通往大西洋的中转站，承担了18世纪德国经济向全球推广的清贫功能。18世纪初期，莱茵河流域国度，尤其是德国西部地区的大量货色（钾肥、铜矿石、铅矿石、玻璃、造纸用布纤维、生铁、木柴、麻布、棉织品等），或在阿姆斯特丹销售，或经它转输出口。按Banken教养的另一篇论文“The Capitalist Gate to the Worl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Wester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1740－1806”，德国经济力量的注入，令阿姆斯特丹成为悉数“莱茵河流域的世界贸易之都”（Rhenish capital of world trade）。
三角洲海岸城市（Sea City），“以港兴市”，勾搭流域内繁密的“河流城市”（River City）。如果域内有实足的经济能源注入，加上大型航船建造业、先进帆海技巧和航运东谈主才补助，就能开拓全球贸易，成为“海洋城市”（Ocean City）。咱们看到，继威尼斯、里斯本之后，阿姆斯特丹在18世纪已是一座“海洋城市”。按河流、海岸和海洋城市的界说来看，18世纪的上海港收复了明代因“倭患”闭关后停顿的贸易，网罗太湖和长江三角洲繁密市镇的经济资源，往东海、黄海、南海地区输送。但是，上海港的沿海航运，并莫得和长江中、上游的内河航运勾搭，镇江、扬州以上的漕运仍然通过运河转输。这少量不像荷兰那样，莱茵河将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当作我方的腹地。按厦门大学陈瑶教养《清代长江中游木风帆和船运组织》的查证，清代长江中游干支活水运体系中的木风帆约有12.5万艘，总载分量共245万吨，每艘载重不外三四吨，都不是以上海为主张港。烟土干戈前，上海港的货源主如果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漕粮和南北货贸易。繁密的局限，令清代上海局限为“海岸城市”，无法像阿姆斯特丹那样成为一座海洋城市。天然，上海一直渴慕成为海洋城市，《南京合同》（1842）坚贞后，上海地区商、绅、官各界在第一时期便落实开埠事宜，加紧坚贞《地盘法律解释》（1845），热枕对待洋商。
孟德斯鸠问题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Hein A. M. Klemann教养说：“谈到1800年以前的莱茵河航运，主要的问题是咱们不知谈要谈什么。”困扰学者的问题是问题自己，咱们要找的是问题的道理。对于长江的清贫性，有好多话题可以讲，如长江自己，以及长江与运河，长江与沿海港口城市，乃至长江与中中文雅发祥、性情之干系，等等。但是，咱们还不太能够将一条河流的清贫性，用卓越“民族—国度”的视线，对全流域的城市（City）、地区（Region）、民族（State）和全球（Global）的干系作出悉数的检会。欧洲学者较早意志到这个问题，有较为锻练的想考。在欧洲“民族—国度”体系中，莱茵河是当作国度规模，分红瑞士、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一段段来驳倒。荷兰这么的三角洲国度，面向大西洋，幅员不大，规模了了，又是老牌从属国宗主国，有着较强的区域招供。这种驻足场地（Local）、面向全球（Global）的气质特征，或者便是咱们说的Glocal（全球—场地）意志，冲淡了“民族—国度”的身份。荷兰学者谈莱茵河，有一种宽广的视线、务实的学风，这是中国粹者可以嗅觉到的。河流和流域历史的斟酌，可以撤废“民族—国度”的实现。其实，“二战”前的欧洲，仍是有不少学者卓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以城市、区域和流域共同体为基础的身份意志。法国年鉴家数首创东谈主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的《莱茵河：历史、外传与执行》，便是用流域文化当作身份招供，消弭法国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脸色。
无人不晓，孟德斯鸠把中国政体定为“专制”。但是，孟德斯鸠并不是消失区别的“大一统”论者，他在比较长江、莱茵河三角洲生活容颜的时候，对江南的“场地性”作了较高评价，倾向于将其定为“帝王制”。限于那时的“汉学”，《论法的精神》中的“场地学问”还嫌随意。但是，孟德斯鸠的“东方学”并不是一种曲解视力。孟德斯鸠对于共和、帝王和专制政体的论证，大量使用中国“二十二史”和互市贸易的笔据良友，总的判断颇得关键。孟德斯鸠参照荷兰情况，把江南与中国其他场地区别对待，就很有眼光。“江南特殊论”的依据，正本便是他根据儒家“三代之治”的经学想想，认定江南有一种保存下来的“古代帝王”轨制。“虽然由于中国的得志，东谈主们天然地倾向于跟班性的效劳，虽然由于帝国幅员豁达而会发生各式恐怖，但是中国最初的立法者们不可不制定极素雅的法律，而政府频频不可不遵守这些法律。”孟德斯鸠懂得 “吴越春秋”，他把江南的风气、伦理、东谈主性看作“古代国王”（夫差、勾践）的轨制留传，是“由东谈主的勉力成就的国度”。
“勉力”（industries），在孟德斯鸠哪里是一个法玄学见识。勉力是东谈主类被荣誉感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素雅品性之一。“虚荣（vanite）所产生的无数刚正，如豪华、勉力、艺术、前卫、限定和风趣”，恰巧与骄傲所产生的无数弊害，如怠惰、浮泛、百事俱废等相对立。在这些不同品性之上，东谈主们详细出“民族的一般精神”（l'esprit general d'une nation）。“省俭”（frugality）是和“勉力”比肩的另一种东谈主类良习：“他们是要活下去的，因此他们就从世界各地获取生活良友，因而成就起以省俭为基础的贸易。推罗、威尼斯和荷兰各城邑便是这么成就起来的。”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勉力、省俭的民族，都能发展出我方的飞翔、生意和手工业，同期履行比较宽和的政体。即使不是共和政体，他们在帝王、专制政体中，亦然比较开明的。荷兰阿姆斯特丹解放大学的Petra J. E. M. van Dam教养的论文“The Amphibious Culture along the Zuider Sea and the Big Rivers in the Netherland，1500－1850”就形容尼德兰东谈主在历次与大激流的构兵中，贫窭劳顿，奋斗图强，发展出荷兰共和国的社会自治组织。相对应的是，中国粹者斟酌长江航运与江南社会之干系，如复旦大学王振忠教养的《明清徽商与长江流域的木柴贸易》、复旦大学冯贤亮教养的《城乡之间：明清江南的水运环境与社会生活》、南开大学余新忠教养的《清代长江流域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都留神到推崇的经济生活与活跃的社会组织之干系。粗造来说，江南经济和运输虽然高贵和推崇，但却莫得发展出像荷兰股份制垦殖公司那种强度的社会组织而最终把土产货区社会推向全球化。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树立了一种“历史地舆学”原则，也曾被苏联大众批为“地舆环境决定论”，其实不确。孟德斯鸠分析不同民族所处的地舆环境，但莫得简单地用来决定一个民族在“三种政体”中的不同包摄。违抗，他束缚地用风气、伦理、法律、宗教等其他身分来校正对于“地舆”的筹商；同期，筹商到风气，或者伦理、法律、宗教等身分，他也会用地舆身分来加以实现。咱们在《论法的精神》中看到，他在筹商莱茵河三角洲荷兰和长江三角洲江南时，一直在筹商它们之间的强大性——宽和政体与勉力、省俭，以及特殊性——长江、莱茵河三角洲的不同历史，以便审慎地分出一个“江南特殊论”。咱们应该回来孟德斯鸠，收复想想史斟酌中的“历史地舆学”原则，在筹商一种想想和不雅念时对其进行历史的（时期）、地舆的（空间）实现。没巧合空实现的想想，自己是不真是的，天然亦然无效的。在不同的时空中，对邻近的事物娴熟地加以比较，然后才气得到我方的贯通，校准标的，走上东谈主类历史的共同之谈。
在咱们看来，长江、莱茵河比较斟酌，在关键论上与法国年鉴家数的历史地舆斟酌世代相承。费弗尔的莱茵河写稿、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斟酌，都是通过同流域的天然辩论，在“民族—国度”的干系除外，用“水”勾搭，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区、跨文化地贯通一种新的共同体。长江、莱茵河比较斟酌还相接了一个更好的传统，即不遁藏变得敏锐的“地域主义”，回到孟德斯鸠开动的历史—地舆实证学说，去解释不同民族在法律—玄学上的想想互异。法玄学的表面，需要塞舆学说的补助，还需要得到场地历史的阐发。“场地性”（locality），并不是“地域主义”，而是“下马看花”的专科斟酌。科大卫教养在作完浏河港和上海港斟酌之后，有论断说：“独一从场地历史中获取的学问，才气用于通达中国的大发展，然后寰球性的想潮才气被赋予历史的根基。”这个历史地舆学的不雅点，我想代表了长江—莱茵河比较斟酌团体的共同想法，对想想史、玄学史斟酌尤能启发。
终末，要感谢“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斟酌组织者王振忠教养、包乐史教养和Hein A. M. Klemann邀请我参加两次聚合和研讨活动。我在历史学领域的斟酌聚合在想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探究，于明清经济史并不擅长，因而未及写出相应论文参与筹商。凝听到学者们的精彩答复，参与了一些学术筹商，我从群众的斟酌中得到好多启发。把长江和莱茵河放在一谈作比较斟酌，是一个极具冒险性的题目，许多类似的“平行比较斟酌”（Parallel Comparative Studies）都堕入了泛论；或者是两边的斟酌都很好，放在一谈比较，却又难以探究。关联词，表情组织者包乐史、王振忠教养都在会上说，愿意作一些可能犯错的斟酌，也不肯意复旧守旧，作一些不对可以、访佛前东谈主呈文的旧题目。从两次聚合斟酌的效果看，中外和会的斟酌团体取得了极其清贫的效果，长江与莱茵河又走到一谈，在繁密关键性问题上都形成了既平行比较又交叉浸透的筹商。无谓说受到海表里各界的颂扬，两次高质地会论说文的结集便是阐发。受这一群敢于开拓的严肃学者素雅学风的影响，受益之余，我也发表了如上不锻练的意见，还望得到赐教。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于上海阳光新景寓所
感谢复旦—青浦江南文化斟酌院、复旦大学中中文雅国际斟酌中心在本文写稿中提供的匡助h 动漫。